1996年，郫都古城遗址的发现，证明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郫都古城已成为其时古蜀人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昨日，记者从成都文物考古研讨院得悉，上一年6月至10月，该院联合四川大学历史文明学院考古系对郫都区古乡镇指路村遗址进行考古开掘，开掘面积700余平方米。据考古工作人员估测，该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郫都古城的十倍。郫都区古乡镇指路村遗址现场首要负责人杨波介绍说，“该遗址的发现将为研讨成都汉代底层聚落供给稀疏难得的新资料，弥补了成都发现一起期墓葬多但寓居址缺少的惋惜。”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人员在遗址的一处水井傍边发现刻有“X子乡”字样的双耳罐残片，切当地表明晰该遗址的性质为乡一级的聚落，这也是四川区域最早有清晰文字记载的乡一级聚落。考古开掘显现，该遗址首要阅历了两次聚落改变，一次是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另一次是东汉时期。自东汉今后，该遗址绝少有人寓居，只是发现了零散的唐宋遗存。遗址上的汉代房址、窑址、水井及部分灰沟保存杰出，结构清楚。出土器物丰厚、品种多样。杨波介绍说，遗址上开掘出土的陶罐、陶瓮、斧型鼎带有显着的巴蜀文明印记。遗址上发现的瓮棺，则表现了典型的关中秦人的丧葬习俗，归于汉文明。其很多保存无缺的干栏式修建及基槽式修建也分属巴蜀与汉文明。杨波介绍说，秦灭巴蜀之后，便开端了对蜀地的运营。为加强对蜀地操控，在构筑成国都的一起，另筑郫城。统治者派到蜀地来的既有武士，也有发配蜀地的罪犯以及六国民众。虽然是被逼移民，但他们也推动了蜀地的经济社会继续健康发展。到了汉代，还有自动移民到成都平原的宗族。临邛（今邛崃市）的卓天孙一族，便是秦汉之际从北方迁到蜀地的移民代表。这些移民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活跃的效果，一起在客观上也加快了区域文明之间的交融。“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正是蜀地巴蜀文明向汉文明的转型期。此次开掘的房屋修建方法差异显着，反映了成都人的寓居方法向汉文明变迁的进程，也为四川区域汉代寓居研讨供给了新的资料。”遗址上，一条由鹅卵石铺设而成的路途特别显眼。这条宽约4米汉代的路途骨干自东北延伸至西南，两边别离有排水沟。杨波和记者说，这应该是进出聚落的首要通道。此外，考古工作人员还在路旁边发现了一枚直径五六厘米的青铜盖弓帽。杨波和记者说，盖弓帽便是古代车上的零件，系装套在车盖弓骨的结尾。“能够估测它的主人有必定身份，这片聚落很可能寓居着高贵之人。”在此次出土的一个双耳陶罐残片上，呈现了“X子乡”字样。杨波和记者说，此前四川考古发现中，有清晰文字记载的乡一级聚落单位的什物资料是唐宋时期。放眼全国，这次的发现也非常稀有。“大约在秦汉时期，统治者就划分了乡亭里制。古代贵族封爵位有公侯伯子男，陶片上刻的子字也可能是身份的标志。经过科学考古开掘且保存无缺的汉代遗址在全国都很少，特别是切当表明晰乡一级底层聚落的更非常稀疏。”杨波和记者说，接下来，他们还将进一步剖析这片遗址的兴衰改变，以及它与其他当地的联络。（记者 李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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